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亦非真正的爱情。
这一结论也未免下得过于果决了，得出时心中诚惶诚恐，盖惧怕别人指责有“恶紫夺红”的嫌疑。然而闭睛一想，历史问题最后也终于归结到文化这一本源上来，历来文人对于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都工写细致，何不查阅一下呢？
然而一切文人也受政治长廓高墙的拘囿，目光也具有紫禁城式的局限性，城外的文人走进紫禁城全都成了侏儒式的政客，无法真正超脱看出历史的虚伪与脱节，特别是在像朱元璋个人自卑性的统治和清朝势头空前的文字狱诸般的政治高压下，文人都内敛自危而不敢过问，所以，即便像“我辈岂是蓬蒿人”的李白即使一路仕途陂陀地高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也无法站立长墙的巅沿看历史，因而也写下了有迎合谄媚的笔调的《清平调》。因而鲁迅才发出“二十四史不过是为帝王将相作的家谱”的慨叹。
于是，我们也只能越过长墙，来观看宫内人的心境：既然旁观者无法看清历史的局面，当局者却也未必迷了。宫女，作为冷眼观看一个王朝繁荣与倾覆的见证者，心境往往更要澄清空明。而历史遗留下来的宫词（虽然大多也还是文人所作），倒能让我们隐约窥见唐朝政治主题下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的真伪了。
首先我考虑到的是长于写宫词的唐朝诗人张祜。他写的《集灵台二首》暴露了建立在封建政治基础上的唐明皇与杨贵妃爱情的丑剧——这也确实是一出丑剧。笔者此处通过援引其中一首，来借以攀越这幽秘的集灵台重重的历史篱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