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生产队时，父亲侍弄村里的菜园。园地有二亩多，黄瓜西红柿，茄子架扁豆，各色青菜都有。园地边，潮湿的滩上，父亲掘了口井，汩汩的泉水渗出来，汇成一湾，父亲用它来浇菜，把整个菜园灌的都披上浓浓的绿装。菜畦里一根杂草也没有，蛐蛐倒不少，父亲编个荆条笼子，我把逮来的蛐蛐放进去，笼子的枝条空里，塞些豆角、莴苣叶。夜里，山里沉寂的很，各种虫儿的奏鸣合成一曲钢琴小夜曲，我能清晰地分辨出哪是泉水汩汩渗出的声音，哪是蛐蛐翅膀倾诉地震颤。那时，口粮紧，临村的小青年时常钻进园子里摘些瓜果充饥，通常的情况是父亲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父亲说他知道挨饿的滋味。
父亲一辈子没有高言语，不懂得什么是生气，是公认的老好人。**时，有个“东方红”派要揪斗一个说话随便的青年，整他的材料。父亲编个谎言做证说，小伙子是个好青年，夜里还往坡里挑粪，觉悟高，从来没要过工分。小青年躲过了一场劫难。后来，就是这个小青年，当了另一个组织的头头，发现了父亲没有“原则性”的弱点，喊着口号游父亲的行，父亲一声不吭。改革开放后，小青年进了城，有了前程，当了官，终于醒悟过来，向父亲道歉。对这档子事，父亲没有记忆似的，从不放在心上。
参加了工作，我把工资交给父亲。父亲说。自己留着，别乱花就行。我抽烟，父亲不反对，只说：少抽；我喝酒，父亲也不反对，告戒我：少喝，什么东西都不能过量；为人处世也不能过。父亲深得中庸之道。我给父亲点烟，父亲就用另一只手招着，我说你不用招，就像对客人似的。父亲依然我行我素。他实际上把我当成了客人。只要有时间，周末有事没事我都回家看看，父亲就嘱咐母亲炒个小菜。小山村离集市远，弄个菜有时不方便，父亲就到坡里采些花椒叶苜蓿芽之类，往油里一炸当酒肴。父亲酒量不大，多半是陪着我喝，边喝边唠唠家常。有时工作忙起来，十天半月不回家，父亲就托人捎信问这问那。在他眼里，我永远是他长不大的儿子。
父亲有高血压，曾经晕倒过几次，我很担心，动员父亲搬过来住，他不愿给儿子添麻烦，说什么也不肯。每回给父亲留下点钱，他都不要。父亲说，你们几个有了，做老的就什么也不缺了。